在越南的其他暴力现场，也有士兵设法避免加入。像约翰·图马、哈兰·H.约翰等审讯人员就拒绝和翻译一块搞逼供信。后者只是“拒绝审理一个又一个俘虏。不久，少校就知道他是认真的了”，于是派他去做别的事。威廉·梅里特，《河水回流的时候》（雅典，1989），页101—111及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约翰·图马，其访谈收威拉·赛顿伯格、威廉·肖特（编），《事关良心：美国大兵在越战的抵抗》（马萨诸塞，1991），页24。来自路易斯安那州菲尼克斯的步枪手“酋长”雷金纳德·爱德华滋，坦言自己一直“下不了手”。当他所在部队接到命令要夷平一座村庄、因为那里藏匿了一名冷枪手时，他“只是拿动物开刀，比如杀鸡”，而与此同时，有大量村民被杀害。陆军一等兵雷金纳德·爱德华滋，其访谈收华莱士·泰里，《血、血、血：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》（纽约，1984），页16—17。还有的士兵抢先一步通知村民，可能会有大祸到来。托马斯·金吉，其证词收理查德·哈默，《审判中尉卡利》（纽约，1971），页197。有的士兵不得已就往百姓的头顶上方开枪。里克·斯普林曼，其访谈收印度支那课程组（编），《前线：越南士兵文集》（马萨诸塞，1975），页23。另见罗伯特·劳弗、M.盖勒普斯、埃伦·弗雷沃特斯，“战争压力和创伤：越战老兵经验”，《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》，25期（1984），页78及基思·诺兰，《铁网中的工兵：法贝斯·玛丽·安的生死》（学院车站，1975），页94—95。
